浮华时代

深圳女工

温庆强 — Thu, 19 Jan 2012 19:14:38 +0800

文图／温庆强

我的2011里，有不少外来女工成为了我的采访拍摄对象。

中国深圳，有数以百万的外来女工背井离乡，来到这里的工厂打工。她们在这座城市里，感受着中国速度的同时，也直接经历着职业带来这样那样的困境：职业病、意外死亡、未婚先孕、性侵犯……

灰色的时代，总有这样那样不堪的故事。有时从取景框里看到她们求助的眼神、伤心的泪水，我总不忍拍下，但又不得不拍。如果我们不关注她们，除了她们的家人，谁又会在意她们的生死与哀伤？

南方

杨鹏 — Sun, 08 Jan 2012 10:41:21 +0800

文／杨鹏

我刚考上大学的时候，去的是甘肃的省会兰州。我妈妈有一次和隔壁村的一个远房亲戚聊天，这位亲戚的儿子也是刚刚考上大学，她问我妈妈：“你儿子在哪里念书啊？”我妈妈回答：“好像是在兰州吧，坐车要两个多小时。”亲戚接着说：“才到兰州啊！我儿子考到青海去了！坐车要走大半天呢！”然后是不经意的不屑。这是两个农村文盲妇女之间的对话，她们当然不知道兰州和青海的区别，她们判断一个地方好坏的标准就是是不是足够远。按照这个标准，我的另一个亲戚最为自豪，他的儿子在珠海打工，坐火车要好几天，坐飞机也要好几个小时，更重要的是，那里是——南方！

因为儿子在南方，所以这个亲戚每次和人聊天，都会有意无意地说一说儿子的情况，南方的气候，南方的收入，南方的海，南方人说的话……他本人没有去过南方，但是说起这些情况，他描述的细致入微，好似他自己在那里生活过一样。后来他儿子回了兰州，据说挣的钱更多了，可是这亲戚再聊天的时候就很少提起儿子了，至少不再描述儿子的工作地了。

我以前生活的地方是一个只有30户人家的小山村，这样的山村散布在黄土高原的绵绵山顶上，每隔十来公里一个——这样的间隔恰好可以让黄土地里的庄稼养活它的人们。

到1990年代初的时候，这里的人们才开始慢慢走出这里，到外地去打工。我家隔壁的六叔第一次出发打工的那天，他的女儿刚好满月，家里正在举办一场满月酒，全村的乡亲和亲戚们都来他家吃饭。我那时候刚刚六岁，记得那天刚好再下一场小雪，细细簌簌的雪粒笼罩着整个村子，地上的积雪刚刚没过小鸡的爪子。我六叔之所以出去打工，是因为他个子高，身体好，能干重活，胆子大，敢闯，更重要的是，他的一个朋友已经打工赚到了钱，他愿意带他出去。六叔出发的时候，满月酒的宴会还在进行，大多数喝酒吃菜的亲戚们不知道男主人即将远行，即使是六叔的妻子也因为外面天气太冷不能出门，送远行人上路的是他的父母，老太太在出村路口的雪地里再一次检查儿子的行李，被子，干粮，路费，然后再一次给他扣上脖子里的纽扣，告诉儿子：“路上一定要小心！”他的父亲也在村口送他，整个过程一言不发，直到看着儿子消失在出村的路上，消失在茫茫风雪里。这场送别像一个仪式……

等到我考上大学要离开村子的时候，村里的大多数男劳力已经在外面打工了，这时候大家已经见惯了离开和归来。男人们在农忙和过年的时候会请假回来几天，村子里才会热闹几天。这时候大家比较比较的是谁挣得钱多，谁走得远。我有六个小学同学，等我上大学的时候，他们一个是装修工，一个是保安，一个是厨师，一个去当兵，另外两个继续复读。已经就业的四个按照新时代的生活方式，打工、攒钱、娶妻、生子、打工、攒钱……开始着美好滋润的生活。其中有一个去过深圳，回来给我们描述南方的生活，他先当保安，挣钱少，再当建筑工，太累，然后拜师学匠工，以后可以自己带工包活，挣大钱。他讲给我们的南方是一个零散、惊险、刺激、有钱的地方——大海、飞车党、明星、卖器官、二奶、香港、有钱人、黑社会……后来我觉的他不论是当保安还是去建筑队干活都不会见到那些东西啊，再后来当我看到古惑仔电影的时候我明白了，那家伙在给我们讲电影。

我们的村子越来越干旱，后来连女人们都出去打工了，再后来人们开始举家迁徙，父母教育孩子，好好念书，赶紧跳出农门，走得越远越好。然后所有的年轻人，不论是读书的，打工的，哪怕是流浪的，所有人都离开。常年留守的是老的走不动的，经常往返的是中年人，大量的年轻人偶尔回来，却难以适应。

当年最早一批出去打工的六叔却回来了，他搬家了，离开了山顶的村子，搬到了有黄河水灌溉的另一个村子，女人种地，男人继续打工，然后还债，他搬家的时候欠的债。六叔这次打工是去干更艰苦的活儿，抱石头。有人把石山用炸药炸开，六叔他们把炸开的石块抱上汽车，汽车拉着这些石块去建筑工地打地基，盖楼房。抱石头这个活非常累，但是不至于死人。当年和六叔同去化工厂打工的伙伴几年前患病，摘了一个肾，花光了积蓄，然后不能干体力活，现在经常呕血，危在旦夕。

我的同学，同学的同学，他们去各种各样的地方打工，大多数人整天在拥挤的生产线上忙碌，有些人成了熟练工人，涨工资，在各种各样的城市定居。有些人忍受不了重体力活，频繁地换工作，从一个生产线到另一个生产线。有一年过年喝醉酒，同学的朋友告诉我们，新闻里说的那些跳楼的打工仔，他们曾经挤在同一间宿舍里，但是没说过话，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我们邻居要搬家了。他们也是打工、攒钱、借债、买地、安新家。去有黄河水灌溉的地方生活。我们帮他们收拾东西，打包装车，最后搬家的汽车发动的时候，老太太突然坐在地上泣不成声，人们围在周围劝解，然们觉得老人留恋老地方，但是新家有水有地，搬家毕竟是该庆贺的事情。老太太在结束哭泣后要儿子保证，等她死了一定要把她拉回来，埋在山顶的黄土地上，儿子郑重答应，然后一家人坐上汽车，开走了。

再过了两年，我们的这个邻居回来了，这时候他的新家已经正常运转，略有积蓄了。他这次回来是迁坟，把他故去的父亲的坟迁走，埋在新家的那个村子边。方便祭祀。我不知道他是如何说服他的母亲的。

我毕业的时候找了个在广东的工作。我同学问我为什么跑那么远，其实我没有选择，我报考的时候适合我的条件的职位居然只有一个，全国成千上万的职位里面，我能够报考的职位居然只有一个。我的新同事们问我，你跑到这么远的地方工作，你的父母不担心吗？这是难以回答的问题。不过这次我算是给我妈争气了，青海比兰州远，但是广东比青海更远，还有——这里是南方。

我们家也要搬家了，我的父母带着他们的母亲，还有我的弟弟妹妹们，搬到我六叔新家的隔壁，有黄河水灌溉的地方。我不知道我奶奶走的时候有没有哭，也不知道我的父母是怎样劝解她的。

我在广东上班的时候，专门去广州、深圳、香港。看我小时候听父辈和兄长们聊起的这些传说中的地方。广州是高楼高塔围着河，围着村子；深圳有无数的五星酒店；香港干净，每个地铁口出来都是大的让人迷路的商场。这些地方有很多共同点，这里的人们忙碌，很多大楼的厅堂，甚至是繁华地段的树上都围着金色的布匹，在阳光下金光闪闪。

每年回去，我都和曾经住在山里的亲戚朋友们聊起南方，他们喜欢听但是不再惊奇，因为他们的孩子们和其他朋友们也经常去那里。

我回过一次山上的那个村子，我家老房子走都拆掉了，所有的木头和砖块都搬走了，剩下的只有断壁残垣，还有院子里自顾自疯长的野草。村头的大榆树还在，树上的喜鹊窝也还在。树叶在秋风里飘走。见到了几个没有搬走的邻居，他们现在吃穿不缺，但是“村里一天到晚没人，现在要是过世个老人，我们抬都抬不出去。”

无处安放的青春

许伟明 — Tue, 27 Dec 2011 11:37:45 +0800

文／许伟明

18岁的杨丁义舍不得给自己买一部手机，而他那些在县城里抢劫的“兄弟”们，都已用上了触摸屏。

自从今年6月从广州辞职回到老家徐闻后，他就一直没找到工作，在家里和父母一起养蚌做珍珠。他的“兄弟”时不时向他伸出橄榄枝，邀其“入伙”。

隶属于湛江的徐闻位于粤西南，是中国大陆的最南端。在珠三角倒闭潮以及产业转移的作用下，一些“90后”工人陆续返乡。与此相伴的是，今年以来发生在这座边城的抢劫暴力案件增多。根据2009年对全国31个省的农民工监测调查，在所有外出农民工中，新生代农民工即1980年之后出生的外出农民工的比例超过了一半，占到58.4%。“在徐闻，你最好低调一点。”当地刑警李良如此提醒记者。而徐闻居民在讲述完自己目睹的暴力犯罪案后，总不忘补上一句：“徐闻从没有这么乱过。”

最近的一个月来，当地公安局已经采取了“清风”、“断源”等打击暴力犯罪的行动，但人们还未从此前的暴力阴影中走出，很多人都表示晚上不敢随便上街。

社会治安滑坡的背后，是粤西地区严峻的就业形势。初中毕业生和中途辍学者源源不断地加入无业大军，而那些从珠三角返乡的二代农民工，又加剧了这种严峻。当青春无处安放，便化为暴力涌向街头。

回流的年轻人

杨丁义家在徐闻县南山镇的一个海边渔村。2007年，他认为学习“不好玩”，初一没读完，就辍学离开镇里的五里初中。

两年后，他的同学初三毕业了，其中大多数人上不了高中，寻思出门打工。杨丁义和几个初中同学一起去了珠三角。在近两年的打工生涯中，杨丁义几乎把珠三角走遍。他在东莞的4个地方打过工，在深圳、佛山做过短工，最后在广州一家女包厂干了5个多月。

他的工资一直在2000元左右徘徊。一开始，这个收入勉强还行。但渐渐地，随着珠三角生活成本的提升，越发捉襟见肘。他甚至一直都舍不得给自己买手机。

他逐渐觉得打工也很“不好玩”。每一次换工作，他要站在流水线边上，从早干到晚，下班时已浑身无力，没时间娱乐，没啥朋友。今年以来，他所在的那家女包厂开工不足，他是拿计件工资的，到手的钱更薄。他决定辞职回家。

一个月之后，同村的同学林杰飞也从珠三角回来了。此前，林杰飞在中山一家电子厂打工，每天工作10小时，非常累，他习惯说雷州话，和讲普通话的工友很难交流。今年7月老板“跑路”，工厂倒闭，他索性回了徐闻。

林杰飞的表妹也在中山打工，但她所在的服装厂今年没什么订单，总是半开工。“辞了这份工，去别的厂打听，也没什么活干。”于是她和表哥一起回了家乡。

扩展到整个粤西地区，回流的民工的人数规模不小。广东社科院珠江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成建三估计，珠三角吸纳的外来打工人口超过4000万人，省外占2000万－3000万人，粤东、西、北占1500万－2000万人。受近两年的民工返乡潮影响，回流外省的人口在数百万到1000万之间，省内回流也是数以百万计，其中，估计超100万的打工者回流粤西的湛江、阳江、茂名、云浮等地。

成建三分析称，民工的省内回流，除了因为劳动力成本上升、原材料上升、人民币升值等而导致出口贸易型企业困难、倒闭外，还由于广东省近年来实行的“双转移”——把产业和民工向粤北和东西两翼转移。东莞台商协会秘书长温智谋不久前就告诉记者，当地政府正通过提高用地、用人、税收成本等手段，促使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企业搬走。

杨丁义和林杰飞们被“转移”回来后，在村里无所事事。白天，林闲在家里玩手机，晚上和杨一起喝酒，杨再借林的手机打打电话。

村里也有不少同龄人也从珠三角回来，都是杨丁义和林杰飞的“哥们”。不久后，其中有3个就因为砍死了人被警察抓走。

澳门

许伟明 — Sun, 30 Oct 2011 14:06:27 +0800

虽然只和珠海一线之隔，却有天渊之别。

杨周新居

许伟明 — Sun, 23 Oct 2011 13:05:36 +0800

杨鹏，周拉弟新家。复式，80平方，3间，2卫。位置在佛山禅城，最近刚刚搬进新居。第一个周末，前去祝贺。客厅颇大，沙发高档，但茶桌待换。电视闭路还没装，宽带未拉，隔壁邻居还在搞装修，敲敲打打。这些这不足挂齿。重要的是，他们新生活开始了。

周渔的火车，岛村的火车

许伟明 — Sun, 16 Oct 2011 22:14:37 +0800

文／许伟明

很偶然，今天看的两部电影都和爱情相关，也都和火车有关。《周渔的火车》和根据川端康成同名小说拍的《雪国》。

每周两次，在瓷器上作画的女人周渔，会从三明出发，前往遥远的重阳，会见一个叫陈清的诗人，一个穷酸的男人。

每一次周渔追火车用的都是慢镜头，配上舞蹈的音乐，像是在在月台上飞舞。这时候，她那女性的丰盈躯体释放着魅惑，包括身体的本能渴望，以及对追爱行动的倔强。

除了陈清第一次递过来一张情诗之外，接下来的故事都是周渔在主动。她去追赶火车，把遥远的距离抹掉，主动靠近陈清，迫不及待地想被拥抱和情诗融化。

火车一方面代表距离，从这个站点到目的地的铁轨漫长。然而，我们的距离感，多数时候并非以公里数来计算，而是以乘坐火车所需要的时间来计算。而火车又是载着旅人走过这些时间的，它又象征着拉近距离。

距离和拉近距离之间，总有一方要付出，愿意山长水远的去奔波。如果这种还有一个较高的频率，那的确充满苦涩，尽管到达目的地有欲望和爱情的满足，但这种短暂的满足总不免带着苦情的味道，周渔陷入了苦涩－满足－苦涩的循环中。

而在《雪国》里，岛村一年只去一趟雪国。在列车驶出一条漆黑的隧道之后，雪国的画卷便铺开了。明亮的白雪，空灵的远山，温情的客栈，以及多情的艺伎驹子在等着岛村流连。

岛村也是搭火车去会情人的，漫长的旅途，绵长的挂念。但岛村对驹子的情感，却并无周渔对陈清的那种痴恋与纠结。

岛村带着东京人的那种都市人特有的自持冷淡，也有男人所具有的一些常见的无耻。他喜欢乡下艺伎驹子。驹子有柔软的双唇，声音清脆，琴声悠扬，头发乌黑的像煤矿一样。所有这些，都是理由。

然而在《雪国》里，火车更多的意味着距离，而非距离的拉近。岛村和驹子生活在两个不同的地方与阶层，雪国是他们产生交集的地方。岛村每年去一次雪国和驹子见面，像是年度出游的一个固定惊喜。

岛村大老远的从东京赶来，从驹子身上获得了性，但给驹子播下了绝望的爱。周渔大老远的赶去重阳，付出了性，也把爱的苦涩留给自己。像是应了《非诚勿扰2》的一句台词，谁主动，谁完蛋。

阳朔秋天

许伟明 — Wed, 14 Sep 2011 19:48:47 +0800

作者：许伟明

我们计划每年都要去一趟阳朔，今年是第二次了。像这样，在不同的季节去，在不同的天气，看到的阳朔，还有漓江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秋天的遇龙河水更加宁静，在晴天之下，碧绿的水面和那些河两边的大小山峦容易让人幻想。幻想这河流永无止尽，这等在水面竹筏上闲暇的日子也能一辈子拥有。

在阳朔，不同的人寻找不同的东西。有些人寻找身体的轻松、内心的清净，有些人寻找身体的放纵，在酒吧里找寻艳遇。难得的是，阳朔刚好可以包纳这两类人，人们互不干扰而各得其所。

移民十年

许伟明 — Sat, 27 Aug 2011 23:50:32 +0800

文／许伟明

8月15日，佛山三水新岗村。村民把积累了好几年的村财1万多元全部用完。本村大厨光膀子上阵，做出20圆桌的肉、鱼、虾、鸡、甚至还有一道甲鱼汤。

他们在纪念移民的十年。2001年8月15日，为了配合三峡大坝的建设，他们——一共1202人，从重庆巫山迁居佛山三水，在这里的10个移民点安顿下来。

一晃十年。

移民们的重辣口味发生了最明显的变化，他们已经不习惯在菜里放太多辣椒，有些小孩甚至不敢吃辣。所以，在当天的宴席上，有重庆的麻辣口味，也有清淡的粤式炒菜。

但要融入当地生活，不像改变口味那么简单。三水区移民办主任陈汉忠告诉记者，到目前为止，三峡移民只是“基本融入”了当地社会，距离真正的融入还相差太远。

杨孝军是三水1202名移民中的一员，也是新岗村村主任。过去几年，他带领村里移民持续与政府博弈。纪念宴席上，他拿着啤酒逐桌敬酒，动情地说：“以后的日子一定要幸福。”但如何才能幸福，以及怎样让村民尽早撕去移民标签，他心里没底。

融入是个漫长过程，过去的十年才刚开始，杨孝军以及所有移民，还要再经过数个漫长的十年才能真正成为当地人。

两头无根的生活

杨孝军高高瘦瘦、精力充沛。十年前，他26岁，大专毕业后在重庆巫山县一家国营火电厂工作。

当初杨孝军可以不迁移这么远，而选择就地投靠。决定远移的原因很简单——希望到外面的世界闯荡，而广东应该有更多的创富机会。最后他说服了妻子。

但没过多久，他就发现自己当初太冲动，妻子也后悔听信他的鼓动。一些移民在头两年反悔，伴随而来的是回迁的高潮。

记者调查发现，2004年之前，新岗村共回迁了8户。其中有3户是离异家庭，回迁是为再婚；其余几户是在当地找不到发展机会，回重庆投靠亲戚。

据陈汉忠介绍，截至2011年，三水共回流移民100多人，主要是头两年回去的老人和孩子。老人没法适应广东的生活，有些家庭在这边支付不了孩子的教育费。

杨孝军和多数人一样，想回迁，但回不去。

杨孝军在移民后只回过一趟巫山。在老家，房子已经被淹没，亲友们也大多移民别处，原来在那儿的社会关系都已被“连根拔起”。

在三水他是无根的，回巫山也同样无根。但在移民村，他好歹还有人均20平方米的安置房。

移民们在三水的生活遇到许多困难，最难过的是语言关。在惠州市博罗县蓝田镇，有一个移民买了一头牛，那牛听惯广东话，不理解新主人的重庆话，不能按新主人的指令干活。

杨孝军的义妹郭丹说，头些年，她去镇里的市场买菜，肉菜贩子用粤语报价，她假装能听懂，以免被骗。她每次都刻意不说话，不管贩子说多少钱，一律递上10元，等找钱。

她以为这样就能假装本地人。但当地人告诉记者，移民非常好辨认，他们买菜买肉总是买很多，拿回家储存着慢慢吃，但本地人每次只买一点，吃完下次再买。

时间久了，一些口齿伶俐的移民很快就学会简单的粤语。但像杨孝军这些年纪大一些的移民，对新语言不敏感，开口说粤语自己都觉得难为情。在镇上，他只要一开口，就能被人认出是移民。

直到今天，由于本地人和移民之间的相互隔阂，致使双方交往稀少。

隔壁村的当地人张伟泉说，他只认识一个移民，交往也不多。而当地一名“摩的”司机说，他不想和这些移民交往，觉得他们很蛮，国家给这些移民发了这么多钱，他们还处处不满。

杨孝军也觉得，少数人把移民的形象搞砸了。一些移民稍有不满，就集体找政府闹事，给人留下移民蛮不讲理的印象。有些移民过惯了巫山的懒散生活，进厂打工后还总是迟到早退，后来，一些工厂一听说是移民就不要。

目前三水移民的年平均收入是6500－7000元，包括三峡工程每人600元／年补贴。移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是进厂打工、出租房屋。

大约2004年时，杨孝军就在安置房上加盖了一层，自家搬到二楼住，一楼的3间房子租出去，每月能多收租金600元。这类租金收入在移民收入中占的比重不小，一些移民甚至把原来的安置房加盖到3层。

但2008年金融危机后，周边的工厂倒闭不少，一些移民随之失业。工人减少之后，房屋租户也少了，移民的租金收入也相应下降。

新岗村一天的生活也足够简单。早晨，男人们早起，开摩托车去工厂，傍晚才回家吃饭睡觉。女人主要留在家里看孩子，顺便做点计件工，大部分时候村里无比寂静。

村里的老头称移民村是“特别行政区”，除了进厂打工外，移民几乎只在村内活动，说重庆方言，吃重庆菜，和外界沟通不多，通婚更罕见。

到目前为止，移民大多是在重庆老乡里找对象。只有一个例外，移民廖开清娶了一个当地离异女子，他的新婚妻子告诉记者，愿意嫁给移民有两个原因：重庆男人较会疼女人，对妻子是否离异过也没那么在乎。

敏感的群体

杨孝军一来就被选为村主任，因为他大专学历是同代移民中最高的。一上任，他就感受到了来自移民和政府的双重压力。

移民们如果有不满，需要村主任去代表和政府谈判交涉。他们最关心的是土地。按移民政策，每个移民可分0.6亩耕地。一些移民村幸运地分到较好的地块，但新岗村没这么幸运，其所得是土地105亩，位于北江排涝区，底下是砂石，土层太浅。

杨孝军说，村里没有集体土地，村民分到的土地中，32亩鱼塘承包出去每年租金收入是2.4万元；73亩出租给人养牛蛙，年收入2.6万元；另一块地租给别人做汽修厂，三部分加起来全年集体收入6万元。扣除村里的提留后再均摊给村民，每人一年分不到100元。

在乐平镇的移民村新鹤村，村民许国权告诉记者，移民分得的土地在高压线正下方，很难出租出去。

移民希望能置换土地，但镇政府认为，当初有两块土地让移民选择，最终选了现在这块，并签了协议，无法再做变更。

移民希望村主任强硬，“把事情闹大”。杨孝军频繁和政府交涉，但最终两边都不好做人。

“我只是当移民和政府之间的传声筒，将两方的说法上传下达。但矛盾很尖锐，移民将我作为村主任的权力过分扩大化了，他们认为我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当了村主任3个月后，杨孝军主动辞职。

后来的两任村主任最终也没法带领移民解决土地等焦点问题。2008年年中，新岗村村民又一次将杨孝军选为村主任。

当了这么多年村主任，杨孝军感觉到，移民与外界接触的最大困境就在于，外界总认为他们是敏感群体。

2008年8月，移民汪立武被查出得了食道癌，汪所在工厂以这不是职业病为由，不愿替他支付医药费。汪一个人去交涉无果，杨孝军和其他10来个移民一起去交涉，厂方以为是来闹事的马上报了警。该工厂从此以后再不招移民了。

事实上，将移民以100多人/村的规模来安置，便是出于“维稳”考虑。此前，移民曾先是独家独户安插在本地人之中，例如杨孝军的表哥，就是单独一户被安置在肇庆高要。结果，移民很容易被欺负，导致回迁率很高。后来，政府又把上千移民安置在一个村里，例如肇庆市大旺移民村，结果移民很容易“闹起来”。现在这种折中的、小规模聚居的模式，既减少了回迁率，又便于政府管理。

十年之后，政府依然视移民为“敏感问题”。记者获悉，由于各地移民都将陆续迎来十周年，因此上级部门向各级政府及移民办下发通知，要求注意移民动态。

目前广东省各区的移民部门负责人会定期开会，除了反映移民现状、商讨对策外，还有一个重大议题是互通移民活动的信息，以防各地移民之间“串联”起来。

针对此次三水移民十周年，当地政府人士向记者表示，政府对聚餐的态度是“不主张，不反对”。但在乐平镇，一名移民村村主任告诉记者，该镇4个移民村向镇民政部门申请组织聚餐，均遭到反对。

在其他村得以举行的聚餐上，当地镇司法所、派出所都派人参加。相关人士告诉记者，其实他们是在监督，以防移民喝多了“出事”，又酿成“敏感事件”。

梦想在下一代

准备在移民后大干一番的杨孝军，最后还是只能在工厂打工，领取不超过3000元的月薪。

他曾经多次想要自己创业，但诸多创意设想都因缺少资金而夭折。

同村的张科权也苦于借贷无门。他坐在自己的杂货店前，叼着香烟等生意，牙齿被熏得黄黑。杂货店楼上，他经营了一个小网吧。

张科权告诉记者，他2005年左右想筹资养羊，但无论如何争取，都弄不到贷款。

事实上，移民村房屋的产权不完整，不能用来抵押贷款，没有一家银行敢在移民违约后没收移民的房子。政府更担心，移民如果把房子都赔了，也会带来敏感的社会问题。

三水移民办关注到了这个问题，多次向广东省移民办上交报告反映，并提出解决方案。但报告递交上去，从未有过回音。

乐平源潭村的移民邹厚斌算是个成功创业的例外，他先是在东莞与人合伙打拼，拥有资本之后回移民村创业，投建了一个花边厂。如今他的花边厂资产数百万，雇用了很多移民老乡。源潭村成为三水移民村中最富裕的。

但邹厚斌却告诉记者，这一代移民的使命是“牺牲”，为下一代人的发展做铺垫。

事实上，不少移民和邹厚斌的观点类似，对本代人融入当地社会并不抱很大的希望。

邹厚斌告诉记者，移民之所以无法融入当地社会，很重要的因素是自身心态有问题，“没有真正面对现实。移民要和当地人真正平等，是不可能的。”“别指望太多的政府扶持。”邹厚斌认为，移民必须通过这一代人的努力，让后代跳出移民村，“我们要给下一代建立社会平台，让他们有一个社会网。”

其中，最关键的是教育。邹厚斌把儿子送到东莞一所贵族学校就读。他毫不掩饰自己这样做的现实考量——为儿子创造好的交际环境，儿子现在的同学，将来都会变成宝贵的关系网络。

据介绍，目前三水移民中，共有50多人是大学生，其中30多人毕业后跳出移民村到了别的城市工作。在邹看来，这意味着摆脱了移民村，改变了命运。

杨孝军也非常重视儿子的教育，他把孩子送到三水最好的初中，一年学费就要1.5万元，另外还要支付一学期3880元服装费、住宿费；每月300元到450元的伙食费。再减去各种家庭开支，家庭收入一年剩不到1万。但这些花费在下一代的教育投资，杨孝军认为值得。“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孩子和本地人说着同样的话，有同样的习惯，人们不再觉得他是移民，大家都是三水人，这才是真的融合了。”一名移民说。

原文发表于《经济观察报》：http://www.eeo.com.cn/2011/0825/209550.shtml

达芬奇的眼泪

李亚蝉 — Sun, 17 Jul 2011 23:24:22 +0800

文/李亚蝉

7月13日，处于舆论暴风眼的奢侈家具企业达芬奇在京城举行发布会，达芬奇女掌柜潘庄秀华并在发布会上大飙眼泪。发布会当晚及次日，潘庄秀华不端庄的泪照立即贴满各大网络。随之发出的是很多指责这个女人说话毫无逻辑。还有人调皮地总结出“达芬奇的公关奇招”：你跟她讲欺诈，她跟你讲创业；你跟她讲赔偿，她跟你讲慈善；你对她吹胡子，她跟你飙眼泪。

这是戏谑之言，谁都看得出来达芬奇的这次公关是失败的。

当日的情况也确实大出我的意外。发布会前日，我专门就这件事前往广州达芬奇店提前采访。当时达芬奇的自信大出我的意外：不说店面服务人员照样端庄淡定处理各种顾客疑问，达芬奇似乎对于自身、对于公共舆论充满信心。是达芬奇真的毫无问题，还是达芬奇的公关神奇地在这3天内准备好了一切、打点好了一切来应对这场排山倒海般的危机？

这加深了我对这场发布会的好奇。

次日，发布会在北京、上海、杭州、广州、重庆几地同步直播，现场让人大跌眼镜。

在“外国厂商”解释部分进行还不到一半时，一名达芬奇顾客拍案而起，指责达芬奇，要求达芬奇告诉他“到底是央视说的对还是你们说的对”。顾客的心情完全可以理解，而这突如其来的插曲使整个发布会一发不可收拾地朝着无法阻拦的混乱发展。

所有摄像机和相机围向这名客户。

然后潘庄秀华说话了，并且一度出现哽咽，更多的摄像机、相机和记者像一片移动迅速的乌云一样围向主席台的潘庄秀华面前。

于是戏剧一般的潘庄秀华演讲开始了。在长长的讲话中，潘庄秀华从品牌讲到个人性格，从家庭讲到慈善，甚至一度在记者的逼问下发飙，让人一时难以完全理解这个女人的逻辑在哪里。

我想这也是隔天论坛和各大网站尽是铺天盖地的指责和讽刺的原因，更有类似“有*为什么还要装*”的人身攻击。坦白说，对于这样的结果我有所意料，却想不到媒体舆论会严苛、愤慨至此。当时我听完了潘庄秀华长长的演讲，尽管涉及内容确实多得太随便，但是其中仍有很大一部分涉及到媒体所质疑内容的回应，而这其中，不断哽咽、流泪、嚎哭的潘庄秀华很大一部分在讲述达芬奇的那段“长丰之恋”。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不哭时显得端庄的女人或许想要通过一些生活细节和“题外话”来获取听者对其所言“长丰恋”旧事的信服。

在这里，我不想过多的猜测潘庄秀华的达芬奇或者整个家具行业一直以来在进行着怎样的肮脏的潜规则，也不想指责媒体一些媒体在这事件中表现的不理性甚至有失尊重。我截取了潘庄秀华泪述中关于达芬奇“长丰之恋”片段的录音，将其整理而成在此呈现。

需要解释的是，这段录音有部分词语不知道准确的写法，并且发布会后曾向达芬奇工作人员求证无果。这样的词语我在词语后会注上是“音译”。

潘庄秀华泪述达芬奇“长丰恋”

2001年达芬奇第一个店在北京成立，7月份，我还记得当时我是自己在这里培训员工。在那个时候，我发现我们代理的都是意大利和美国的品牌。但是我想，每天的面包和牛油是从哪里来，如果我没有一些能够让大众能接受的产品。因此就为什么会有金凤凰的问题，为什么也会有长丰的这一连串解不开也说不清的问题。

（记者插话）

让我讲，你们就会达到所有的答案，给我一点耐心好吗？

我在2002年时常来中国，但我只有在2001年常住几个月以后，我才在2002年看到中国在深圳、东莞所制造的家具非常相似欧式，价格也非常优惠。我在想为什么我们达芬奇不能也卖一些中国的产品呢？所以就跟金凤凰，跟长丰有今天所讲不清的问题。

但是我们不只是跟这两个工厂合作。我希望有良心的（我们当初2002年跟不只长丰的超过30家工厂）购买的富勒登（音译，以下同）的这个品牌为我证明。我们把欧洲的产品跟中国的富勒登的品牌分开来，当时我们也拿了两个不同的销售单，一个是达芬奇，一个是富勒登，我们也跟客人说，放在地下三层的是富勒登，是中国生产的。我们也把富勒登带到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

我当天看到这个新闻（“达芬奇造假”新闻），为什么我们做富勒登到了2005年、2006年也没有卖了。当时的报道我觉得对，（关于）金凤凰他没有说错，但是他没有讲达芬奇卖的是富勒登，达芬奇的另一个系列，我相信他们当初也是一时没有想不起来。我也是到了星期六晚上才想起来，对，他没有诬告我们，他只是没有把整个很清楚的过程讲了出来。

跟长丰，我潘太这个人，做什么，所有的老外尤其是现在在达芬奇所有的1000多个员工都对我非常的敬佩。为什么？我的干劲，我的脑力，我的斗志带给来他们非常好的榜样。

但对长丰这个老板，我对他就是脊椎有点问题这样的景象，所以我对他的印象非常深。在跟他2002年到2005年买富勒登当中，我也了解到这个老板的诚信非常好。

我在2005年我停下来了2年半，我孩子到美国读书。身为母亲，1998年和先生开始创这个业到我孩子1994年生出来的时候，两个孩子我都没有时间陪他们。所以我就下定决心，如果我在这个时候不陪他们，就再没有时间陪他们，于是我就陪他们到美国读书。

就因为我开始不负责达芬奇的采购，也就停止了和达芬奇一切厂家的合作。我希望有良心富勒登的供应商能为我达芬奇潘太作证，我根本没有去跟他们任何人沟通。

（哽咽）

到了去年Fue(音译，人名，以下同)跟我说，潘太，你们过去买的托马秀（音译，为家居品牌，下同）的产品越来越少，我的收入是靠佣金的，你们这样卖的少，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我连付每个月的孩子学费都不够。我跟他（Fue）是非常好的伙伴，我问他想做什么，他说，我知道你们达芬奇卖得越来越好，我可不可以做一个美国的品牌，然后卖给你们达芬奇。我说好啊，那你怎么去跟托马秀交代，他说我会跟他们解释，只是代理他们，不做他们的员工。

当时他要做这个品牌，但是他说我没有钱，你要支持吗？我就说我会跟我先生商量，一定会去支持你。他就问我你印象中有没有好的制造商在中国。我就把他带去给长丰。为什么呢？不是带给长丰，是因为长丰这个景象的作用，我马上觉得这个人不错，就带他过去了。

我跟长丰老板说，到今天长丰的老板叫什么我真的不记得，因为我有几百个厂家，我怎么会记得你的名字？我跟长丰的老板说，我希望你能谅解，我把这个美国的生意带给你，我没有让你用达芬奇的品牌做广告，如果你用达芬奇的品牌做广告，会损害我们。他说，潘太潘太，我跟你做生意这么久，我怎么可能会用达芬奇做广告。

我真的很天真。

所以这是勾不完的结。

（记者插话）

我会一一跟你们讲，所有在网上什么老板娘什么9000块这些，虽然我所讲的是不是事实我不能强迫所有的媒体，我只是依据我的所发生的事情讲出来。

我身为达芬奇的总经理，为什么连（几个国际品牌）老外都会来中国向我取经，因为我有很好的美感，有很好的艺术细胞。当初Fue我给他概念去设计好莱坞的家具。当初如果我没记错我只去了长丰3次。

当初Fue告诉我潘太我不知道长丰价格会不会太高，我希望你能为我把关。我说好我替你把关。当长丰的价格传过来，我就跟好莱坞的Peter讲，你跟长丰老板讲，美国这个好莱坞他们是希望价格不要卖太高，希望更多的消费群体能拥有，如果能不用实木就不用实木。

所有认识我的人都叫我老板，连好莱坞的支援他们的人都知道我非常想跟发展商跟供应商谈设计。不只中国，连后面这些一线意大利老板，这次我们刚在北京做了10天的展会，在这10天里他们都好像在拿着单子好像是在看医生。其实他们不是在看医生，他们是看我这个对家具非常有经验的行家做的草图，希望他们做能够适合中国的市场帮他们的销售量。

（记者提问）

你让我说完，说完我绝定让你们采访，我原本不想采访，不想讲错话，我希望你们…我不管…我想讲完，让我讲完（怒）好不好！

对不起，对不起，我希望你们都谅解我这几天的压力。

（哽咽）

我们达芬奇因此跟中国厂家勾不开的这个疑问。我达芬奇以我达芬奇潘太的信用，我们从不在中国购买在中国制造的东西运到意大利再运回来，我们从不做这样的事情。美国的好莱坞的品牌，也包括他们的第一个系列是真是在中国长丰，不只长丰那几个厂家。我给Fue介绍，介绍给好几个东莞深圳以前曾经合作过的老板，他们都很感谢我。我身为企业家，我身为华人，我绝对不可能只卖意大利产品。

因此就在我们达芬奇为什么有托马秀，因为我知道有部分的产品也在中国制造。

好，这些记不清的问题就在今天发生了。我达芬奇，我身为潘太，（哽咽）我刚才在这里我把一些我提前没有准备的东西讲出来。

最后，我只希望媒体们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我潘太不必要演戏，我也没有演戏。我达芬奇能有今天这个成就，是我潘太靠这个诚信，是给客人带来好的服务。

刚才所有的老外中有一个老外问我，潘太，为什么长丰这个工厂你有一点不负责任，因为长丰工厂有一些家具有一些接近像卡布里缇的产品，你为什么还做代理介绍给他，这是你的责任。我就想，是啊，为什么我还介绍他？

但这就是我的性格，我从来不怀疑人。我跟长丰的人也有过一段合作，我相信他。今天的事情也让我以后要做任何事情都必须认真考虑。但是我不会后悔，没有任何后悔，我今天都一样豁出去了，不管任何结果，我都愿意接受。我只是希望中国的官员能够给我指导，让达芬奇能够继续把我1000个员工能够继续更好的代理。

刚才有位先生说，那去意大利的机票谁来还，我们达芬奇承诺，我们将处20张机票，无论是媒体或顾客群体，我们愿意承担，我也愿意承担他们住在意大利的费用。

最后我诚恳地（哽咽）让所有支持我们达芬奇的顾客群体，相信我们达芬奇，给我们再多一个机会再为你们服务。

这个是事实，过去几天有好几天顾客到我们店里去退货，我没怪他们，因为这是他们的疑问，我希望我今天所讲的疑问都是发自我的内心。我没有演，我也不想演。我也希望媒体给我一点时间，如果你们要有私人的采访，我接受，但不是在今天，因为（激动，哭）我现在真的好激动。

（泣，起身离席，所有媒体蜂拥追出，所有嘉宾离席，发布会中断并结束）

好人窃听者

许伟明 — Sat, 09 Jul 2011 21:59:31 +0800

文 / 许伟明

党棍在奔驰车的后座强奸了一名女戏剧演员，同时又让忠实的党员躲在封闭密室里尽职地窃听女演员的作家男友，想以此发现其反动的证据。在窃听的过程中，这个党员倒戈了，最终还保护了作家。

某种意义上，电影《窃听风暴》谈的是好人和坏人，将这个话题放置在窃听全民的专制国家背景前，显得非常独特。

对东德专制最早觉醒的是一些独立思考的东德文人，这些人被视为反动，被24小时监视和窃听，甚至被逼上绝路。最先自杀的是一名年老的导演，他受人爱戴，但拒绝向权力妥协。

电影剧情不紧不慢，独立的东德文人们筹划一次小小的动作：报道东德，在西德《明镜》周刊上发表一片有关东德文人自杀的问题。

在绝对压制的环境下，报道被视为一种向当局的挑战，何况所提到的是关乎政治的敏感话题，这还引起东西德的外交龃龉。在封闭的空间里，专制者害怕杂声，就像害怕黑暗的地方被投射进光来。不同论调的报道会引发对其合法性的质疑，这种要害是根本的。

而要完成这样的报道，也是一件艰苦卓绝的工作：要和越境的《明镜》编辑提前沟通，用书本大小的打字机，用可以难倒特工的红墨水。尤其是，致命的打字机必须藏好。（在另一部影片《五日战争》中，几名战地记者为了把战争残酷的事实报道出去，其间的故事更让人震撼。）

所有这些都通过耳机被国安局人员听到。和谁见面，谈了什么，是否和女友发生性关系，都被掌握，没有隐私可言。

作家的女友，那名性感的女演员，最终拒绝让党棍享用她的身体，以换来登台机会。这同样是一种战斗，像是一段让艺术独立于肮脏政治的宣言。但随之迎来的是国家工具的报复。她被拖进监狱，受审，并且最终还是出卖了男友。

好在最终的结局并非黑暗。冷酷的窃听者的良知被唤醒。这是影片中最有趣的一环。在窃听者通过窃听和监视，完全掌握了被监视者的每一个举动。正是这种完全的了解，最终成了理解。

所以影片的后半部分片段是温暖的。一种原本你死我活的对立，在冰消瓦解以后，取而代之的是窃听者对窃听对象的默默保护。

一个窃听者，秘密警察，可以成为专制机器下的一个没有思考的爪牙，去伤害文弱的公民。同样，这个秘密警察，也可以用自己将专制国家机器和文弱公民隔开，从而换取一种保护，付出的代价是把自己搭进去。

好人即使如此，你坚冰般冷漠的体制里，最基本人性没有死去，还能伸手去拯救他人。

这部片子开头的年份虽然是1984年，契合乔治.奥威尔的政治小说《1984》。但奥威尔书写的是绝望。纯真的爱情在疯狂的监视者下被撕毁。在男子被一只凶狠的老鼠撕咬时，他说，给他的女友也来一口。奥威尔对专制的警惕程度无人能及。

同样的，在另一部德国片《朗读者》里，我们看到的却是日常的好人，其人性中的残忍的一面。汉娜是个文盲，却喜欢听人读书，并羞于承认自己的文盲身份，看起来她是一个渴望享受文明的女人。但进入纳粹系统后，她和其他女人负责看守一些犹太人，在犹太人睡觉的教堂突然着火后，她将大门锁上，所有人活活烧死。

《窃听风暴》和《朗读者》这两部电影展示的是人性中完全不同的两面，前一种让人感动，后一种让人窒息绝望。

而两部电影的结局其实都有种异曲同工。《窃听风暴》的结局是，受到保护的文人写了一本书，专门感谢当年的窃听者，当年的窃听者进了书店，买了一本，他有一句台词，“这本书就是送给我的”，朴素而伟大。

《朗读者》的最后部分，当年和汉娜发生性关系的小男生长大成人，但早已不爱她，却依然朗读声音录下来，送给入狱后的汉娜。她是杀人犯，但听别人朗读却可以挽救她的生命。而好人尽其所能地去挽救她，虽然她曾是那么一个坏人。

在对僵硬社会和冷漠个人深感悲观的时候，看一下电影中的人性力量，总能被深深打动。而为什么电影要去表现这些呢，因为现实中，这些都太稀缺。